江淮机电网3月31日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刚刚在海南博鳌闭幕，多国政要、企业家、学者齐聚博鳌，探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注。我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刊上撰文——《关于国家创新体制的思考》指出，行业创新网络建设、体系重构与监管以及软硬科学人才市场化培养是这个时代中国国家创新的新三座大山。政府需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最终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创新环境与文化。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认为，“创新”是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笔者认为，行业创新网络建设、体系重构与监管以及软硬科学人才市场化培养是这个时代中国国家创新的新三座大山。
首先，中国每年数百万高校毕业生和几千万的工程师人才优势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并没有充分发挥优势。除了风险掌控之外，传统行业创新对资金、资源和管理的要求都非常高。人才与经济发展结构不对称，极大阻碍着创新发展。
其次，创新成本和门槛降低激发了大众的创新热情和激情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在调整经济结构与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为背景下，各级政府都持续地出台了不同的政策措施来驱动创新。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力确定哪一个产业、哪一种技术路线细节能够取得成功，因此，政策精准度不强，效率自然也差强人意。如何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趋势常态中找到符合这个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性主体与制度的重构非常关键。
经济与创新文教应该是国家创新体制所关心的两大核心。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平台激发了大众的创新热情和潜能，这是提供产业转型和重塑最好的机遇，但是，这些创造发明的产业化状态发展很多却不理想，造成了原始性创新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利用各种信息化及其应用的标准，形成科技创新智能化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化建设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机遇。
创新变革的目标是确保标准方法和过程得以使用，因而变更要快速地、以对创新的质量与影响要做到透明可见，敏捷高效，合规合理。以下是我对国家创新体制提出三点思考。
需要建立一个科教融合的国家创新专职能部门
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来自与政府的相关部门，大专院校为主体的教育培训机构，各级各类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与中介服务单位等构成。国家创新体系自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提出后，在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创新系统》报告中，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叙述，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就是基于OECD的论证。
知识与人力资本作为两个主要的要素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凸显，而在系统活动中，政府成为协调、组织的主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逻辑流程来看，知识在经济中的创造，保存，生产，扩散，转移，以及在行业领域的应用到整个知识的生命周期管理过程需要政府有专职的平台，统一管理为宜。
目前国家创新体系管理的很多工作相对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职能部门中，包括科技部，工信部，教育部等。建议设立专职的国家创新职能部门作为独立的决策机构，针对参与国家创新发展和扩散的产、学、研机构提供统一的管理与指导，聚焦行政资源，透明化管理，在指导工作中，保持企业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发展的生态环境。
国家专职机构除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研发创新项目提供资助和政策支持之外，应该完善监督制度，积极推动企业和科研团体以及企业和终端消费市场之间的合作，把国家创新从政府提出、由企业来申请执行的“自上而下”与由企业结合市场与经验而提出“自下而上”有机结合，聚焦一些特定的领域，共同推动产业群的发展。
创新与教育融合成为了创新文化的加速器
当下普世化以技能应试的教育模式需要社会各界的思考，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也不是产业界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所有人的问题。今天中国的教育，其一，是在追求每一个孩子成龙成凤；其次，每个孩子的成功模式似乎都是雷同的。这样教育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创新能力着实让人担忧。“创新”的本意不仅指技术创新，同时也是包含了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宏观分析能力。
我们应当把创新与教育全方位融合，以国家专职部门的政策引导和指导下，建立中国的创新文化的加速器，在制定基础教育体系的目标时候，要以强化理解在未来人们对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需要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加强教师团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的培养，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启发每个学生去发现自己的个人优势，从而在未来社会中发挥作用。
强化社团组织建立创新合作网络
创新的核心使命之一是刺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是必然也是必须。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国情的创新策略及其运作模式。目前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以围绕政府部门的耦合模式，企业，政府，研究机构，教育机构以及中介服务机构都是相互交叉关联，在资源整合、知识与经济交流，以及多方合作等方面效率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
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强化国家领导与指导，引入与强化新型社团，走行业协会以及民间智库等社会力量，硬科学与软科学结合发展。这样的硬科学＋软科学的实践需要将创新思想贯彻于所有利益相关人或创新的主体。我们需要通过某个大平台把政府机构、研究所、大学和大、中、小公司紧密融合。概括起来就是，通过社会市场机制和平台，能够整合创新体系的各种资源，其中包含教育和研发投入、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和企业长期运营能力提升的较为完善的创新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恰恰是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之一。当前各种社会组织的和国家创新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各自的逻辑展开发展，鲜有“交集”。
以“端到端”的架构来设计，一端是有国家级的专职部门以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做好政策引导与辅导工作，另外一端以行业协会，社团，民间智库等社会非营利组织形成的创新网络平台的结构，融合打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研究机构在整个科技成果的创造，转化，交流，人才以及资本市场运作。
我们需要把市场化与国家战略双轨并发，培养全民主动创新意识，铸建公众、国家、私有的合作伙伴网络，在资本，教育，就业，借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新型社团为平台，共建共治的社会创新网络。
新型社会团体在国家创新体制下的三个促进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供应商的思路有时候的确存在偏见。因此企业需要寻求更为中立的资源。由专家组成的行业协会、专业的社会智库、产业与行业联盟与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开展关于创新等专题报告或研讨论坛可以帮助所有国家创新体系所有相关方从市场角度理解世界级创新体系结构、行业的最佳实践等。
转型是一个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互联网的核心是去中心化，这与中国文化崇尚集体决策不谋而合。当今中国，创新文化的打造要依赖集体智慧，形成集体创新。组织架构的调整和变革、跨团队、跨部门、跨领域的集体智慧一定可以催生出更多更好的创新理念。
1、促进合作避免科研成果学术化
给各种创新项目提供资助的前提是要能够让公司与科研机构开展合作，要以国家政策为辅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组织的自发性与非营利性的特征使得它随时可以响应这种需求。社会组织的自发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等特点，提升了国家创新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结网的需要与合作。
意味着它能够不受政府层级化管理的束缚，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创新网络平台，设计并落地优质的商业模型。市场化的创新可以帮助各个主体作出正确互动与决策，让企业和企业间的互动、政企互动、产学研互动与博弈，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转化率。
2、促进企校合作共同担更多社会风险
所处行业的生存态势、突出的矛盾与问题、潜在危险和发展规划只有身处于这个行业的企业最有发言权。行业协会，社团联盟由大量的相关行业的企业单位组成，在国家创新中，更好的把具有公益性质的教育和科研机构融合，以市场与资本在创新的各个阶段实现无缝对接，在转型升级的各个环节实现硬科学与软科学的结合，弥补市场和政府投入的不足。
企业与科研单位在非营利的社团创新网络平台上，共同负担教育工作，让青年学子们不仅仅具有扎实的创新所需的技能与知识，为将来的就业的理念以及实践打下基础，也为产业界持续创新能力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降低社会风险。
3、促进创新合作网络的治理与规范
监管制度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政府是制定规则和提公共服务的主体，科研教育单位又是以公益事业为出发点的主体，社会资本经营的动机缺乏，而与企业以市场的获取利润逻辑形成博弈。以社会组织所形成的创新网络可以有效促进创新体系内机构间、人与人之间交流、信任，以及规范的形成。
行业协会，社团联盟等社会组织在引导参与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在国家专职创新部门的指导下，结合市场监督，规范创新组织行为。以市场化的方式来降低创新主体间的交易成本为手段，通过合规合法的制度，提高创新体系运行的效率。同样也有助于规范行业内企业的各种违法行为。
总结
不同国家对于创新有不一样的理解，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有着自己国家的最佳实践。总体来说，政府需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最终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创新环境与文化。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团体与社会智库为核心机构，以技术和经济双轨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为导向，加快创新产业化的节奏的同时，以教育和研究创新人才培养夯实创新基础。
国家创新体系内的社会组织以及相关的活动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提升。如果我们可以把社会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社会社团，智库等列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之一的化，透过社会平台不仅仅让硬科技和社会的软科技有更好的交叉来避免科研、开发和市场应用的脱节，也可以把社会教育体系融入创新网络，让各个不同形态的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有全球化创新的人才，思路与落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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