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准确把握“新基建”的内涵与外延
“新基建”是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建设（不含电力）约占24%。“新基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新技术。信息化时代要求使用新一轮高新技术，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以及其分项、子项，要将这些技术物化为基础设施。二是新需求。数字经济是世界潮流，更是国家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等，新型基础设施是基石、工具和利器。如在当前抗疫工作中，医用物资生产调运、疫情筛查防控、远程线上医疗，在线协同办公、在线教育云课堂，以及生活物资网购、有序复工复产等，数字基础设施凸显了保障和支撑作用。三是新机制。发展“新基建”要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推进电子信息产业与垂直行业跨界融合。新型基础设施有社会公用的一面，但更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色，需要信息技术企业和工业企业协同努力。
业内有句话：“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讨论“新基建”的内涵和外延包括但不限于七个领域。狭义地讲，“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数字产业化。我理解包括五点：一是5G网络。在4G的基础上要改造新建600万个基站、投资约1.5万亿元，去年约建成18万个基站，今年要大力加快建设进度。二是数据中心。包括通用的、地区的、行业的、企业的数据中心，对数据采集、挖掘、整理、储存和传递目前已有相当规模，还要适当补充整合。三是计算中心。用超高速计算机增强算力，用人工智能创造新算法，对海量数据分析计算，搭建云平台。四是工业互联网。互联网技术已在商贸、物流、金融等服务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发展工业互联网已形成了社会共识。工业企业已经建立的内网、外网要提升改造。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和信息技术公司可大有作为。同时要保障信息网络安全，建立安全态势感知平台进行风险的预测预警。五是重大研发机构和基地。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包括芯片、软件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要新建一批国家级、地区级和行业的研发机构和基地。
广义地讲，产业数字化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含以下四个内容：一是应用数字技术显著提高已有基础设施的效能。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如高铁营运里程达3.5万公里，去年增加了5000余公里，更加高速、安全、节能、舒适。还有城铁地铁网，都是广义的“新基建”。又如高速公路，我国已有14万公里，去年新增了8000多公里，新建高速公路的路况、信号、通信等就要有更高的标准。再如新建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其规模、信息化管理和运营水平都是国际一流。还有油气管网和接卸设施的数字化、信息化，提升了效能，保障了安全，据统计近三年共新建2万多公里天然气管道，到今年将达到10.4万公里。二是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也可以认为是“新基建”。我国特高压长距离输电已经建设了多年，据粗略统计，我国已建成1000千伏特高压输配电线路27条，西电东送促进了清洁能源使用。而发展电动汽车，充电系统亟待扩展。基础设施的提升促进了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三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巨大的潜能，也必须有新型基础设施。数字化众创众包研发设计、网络化协同智能制造、个性化规模定制、服务化转型、信息化管理、开发优质应用场景，都需要专业化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四是城市公用基础设施要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惠及民生。构建“智慧城市”，即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城市功能，涵盖交通、医疗、教育、各项市政公用工程等行业，城市已有一定基础，但都存在短板和弱项。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需加大投资，抗疫中暴露出城市公共卫生亟须基建投资。
二、积极稳妥、精准有序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新基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具体化，有着保障国家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供给，而且可以创造消费、保障民生。特别是受全球疫情影响，消费和进出口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更凸显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
多年来，加强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取得了成效。淘汰落后、消化过剩、控制总量、提高效益。但是在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增速过缓，投资乏力。去年名义增速5.4%，扣掉投资价格指数2.6%，实际增速只有2.8%。二是工业制造业脱实向虚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其中工业投资的名义增幅在3%左右，如扣掉投资物价指数甚至是负增长。三是民间投资意愿不强。民间投资占比曾经达到62%，2019年降到了56%，投资增幅4.7%，低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四是投资效率走低。投资形成资本的转化率，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是75.7%，而2018年下降到61.4%，最低时（2016年）为54.3%。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领域。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第一季度在抗击疫情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多次召开会议，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深刻理解、正确贯彻中央决策，我体会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要统筹协调、宏观调控。据报导，截至3月10日，有25个省区市公布了未来几年投资重点项目，合计2.2万个，共计49.6万亿元，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50万亿”投资。这个提法本身不够严密，它既不是全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全是基础设施建设，广义的“新基建”大概不到20%。可以看出地方很有积极性，但也存在着一些盲目性、不确定性。这需要全国通盘考量、协调平衡，要符合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新基建”的时间空间布局和总量，地方要根据产业基础、经济实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市场容量合理安排。二是“新基建”有建设周期长、单项投资大、回收期长、直接回报率不高的特点，要科学慎重决策。要计算项目的直接受益也要看到对社会、产业的贡献，进行投入产出的比选，遵循效率和财务双重约束，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要保障技术的先进可靠，要做好市场需求预测，可以适当超前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三是发挥制度优势，稳定资金来源。由于各种原因长期积淀，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可以说已经债台高筑。“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的优势，要从多方筹集资金。对政府来说，政策引导发布信息，减税降费增加企业的收益，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适当增加预算、赤字，政府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对金融机构来说，要降准降息，发行地方债、企业债，发展股市直接融资，改善信贷结构增加中长期贷款，助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新基建”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鲜明的行业特色，企业行业是投资主体，各类企业要融合协同。民间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62%，其中制造业占了87%，但是基础设施投资中民间资本只占20-38%，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新基建”要更多向民间资本开放，做真正的PPP。四是要与企业新一轮技术改造相结合。企业行业需要投入资金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产业数字化得到收益补偿，形成良性循环。许多工业企业已经有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需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与企业以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为重点的技术改造相结合，抓好试点示范。在全国工业投资中，技术改造占42%，去年超过了10万亿元，要充分发挥技改投资效能。
